剛剛過去的2014年恰逢中國農歷甲午年，是深化改革元年。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慘敗，給鴉片戰(zhàn)爭后依然狂妄自大的部分國人當頭棒喝，古老腐朽的舊中國走向動蕩的改革與革命，臺灣同胞開始了長達50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1954年甲午年中國公布第一部憲法。36年前的1978年也是馬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這年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百年紀念，而更早的240年前的1774年甲午年，英國政府通過一系列“強制法案”（CoerciveActs），增加稅收以償還7年戰(zhàn)爭欠款和旨在加強對北美殖民地控制，但被當地居民稱作“不可容忍的法案”，終于導致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最后在1783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1414年是600年前的甲午年，鄭和和他率領下的龐大船隊正在印度洋揚帆遠航，隨后明清兩代禁海令下轉向閉關鎖國，加上重農抑商、腐朽沒落，1842年在鄭和啟航處長江邊的南京靜海寺，清政府與英國殖民強盜擬定了喪權辱國的《江寧條約》割讓香港、國門洞開。由于這一系列紀念日，國內外年內紀念、反思文章甚多，但其中問題、爭論乃至錯誤也多，特別值得中國人反思。年內中國確立了4個國家紀念日，一是國家首次確立9月3日為抗日戰(zhàn)爭勝利紀念日，二是首次確立9月30日為烈士紀念日，三是首次確立12月4日為憲法日，四是首次確立12月13日為國家公祭日。甲午年12月初四（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zhàn)略綱要》，“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安全風險挑戰(zhàn)前所未有，必須始終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回顧中外歷史，中國古有鑒古知今，而古羅馬門神雅努斯(Janus)有兩張面孔，一個回顧過去，一個展望未來。所謂落后挨打、腐敗挨打、愚昧挨打等等說法眾多，需要理論界歷史界專家深入探求歷史真相，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改革深化元年

不平凡的又一個甲午年即將成為歷史。這年成為“中國改革深化元年”，反腐敗深化贏得民心紅利，自由貿易區(qū)從上海擴容到廣東、福建、天津，養(yǎng)老雙軌制并軌成為最引人矚目的三項措施。國際上，年初烏克蘭危機在冬奧會期間爆發(fā)，以3月18日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引發(fā)歐盟與美國矛盾激化制裁與反制裁逐步升級，油價和大宗商品暴跌，ISIS異軍突起，美國年底宣布撤出阿富汗而又被北約“堅定支持”任務替代，在這一年中，國內外學術界高調紀念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100周年，爭論蜂起。中國首次確定了憲法日、烈士紀念日、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國家公祭日，國家主席四度獻花，是歷屆新中國領導人中前所未有的舉措。重提依法依憲治國，中華民族復興與建設文化強國邁出了關鍵步伐。

改革成果豐碩風險積累

中國自36年前1978年馬年開啟改革開放，經濟發(fā)展迅猛、成效有目共睹，但也積累了過多矛盾、積怨，也集聚了種種風險。最近審議通過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綱要》并未透露安全威脅來自何方，但簡單歸納一下，中國面臨著能源、環(huán)境、糧食、金融、信息文化五大風險挑戰(zhàn)并直接影響國家安全，值得關注

一是能源風險，這一風險在市場經濟下有兩方面，一是能源供應安全，二是能源企業(yè)安全。中國走向崛起與復興是在境內人均資源稟賦缺乏的條件下艱難起步的，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28%，人均土地約40%，人均石油只有6.1%、天然氣為7.9%、煤為70.9%（國土資源部2012年數據），這是中國從事經濟建設時必須考慮的現實條件，中國目前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58%、天然氣超過31%、年進口煤炭約3億噸、年進口農產品相當于9億畝耕地，年進口鐵礦石高達8億噸當量，中國經濟發(fā)展已不能脫離世界，而當今世界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中國能源資源安全、經濟安全面臨重大挑戰(zhàn)。

二是環(huán)境安全中國面臨巨大挑戰(zhàn)，表現為中國大面積持續(xù)霧霾天氣和重度空氣污染，中國霧霾地圖與總理提出的胡煥庸線高度吻合是一個警示信號，中國淡水量只占世界6%、耕地面積只占世界9%，人口卻占21%，這9%的耕地上，用了世界近33%的化肥和2倍半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農藥，而目前20億畝耕地中，有重金屬污染的土地據媒體透露已高達2000萬公頃約合3億畝，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從生態(tài)環(huán)境現狀看，我國是缺林少綠、生態(tài)脆弱的國家。這些年高速發(fā)展中對自然環(huán)境有很多“透支”，目前環(huán)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生態(tài)壓力劇增，據人民日報報道，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環(huán)境容量66%，氮氧化物超過81%、PM2.5超過96%，氨超過52%，河北、天津、安徽、河南、山東、北京4項污染物排放全部超過環(huán)境容量1倍以上。而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占了較大比重，所以18大報告中唯有革命一詞用在了能源上，而總理報告中還提出了向污染宣戰(zhàn)，建設生態(tài)文明自選任重道遠。能源資源缺乏中國可以從國外進口，但環(huán)境無法進口，而中國人生存不可能不顧及生態(tài)環(huán)境，環(huán)境安全無疑高于能源安全。但進口能源、資源受到地緣政治制約。生態(tài)興則文明興，生態(tài)衰則文明衰，這已是6000年文明歷史證明的鐵律之一。甲午年另一重大轉折是中國煤產量進入新世紀首次下跌約2.5%，同年進口煤炭2.9億噸，下降10.9%，表明中國煤炭消費量出現首次下降，據媒體報道2005年至2013年中國部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28.56%，加上中國可再生能源發(fā)展迅猛，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拐點很可能提高到來。

三是糧食風險。中國食品安全受到關注，污染土地產生污染糧食，重金屬污染大米震驚了廣東、湖南兩省。除污染外，專家計算出中國每年進口農產品相當于9億畝耕地，中國人必須將飯碗端在自己手上，保障糧食安全難度巨大，因為中國人均淡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28%，而人均耕地只有40%左右，而媒體報道中國3億畝耕地污染則18億畝耕地紅線早已突破。

四是金融風險，這一風險來自中國眾多高耗能、高耗原材料工業(yè)產能嚴重過剩，造成投資貸款損失巨大，地方政府債務積累加重了這一風險，伴隨著中國多年來以投資、出口消耗大量能源原材料為主要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在國外需求下降和國內大量產業(yè)出現了過剩產能，貸款投資難以收回，債務、金融風險顯現。由于以上4種風險疊加，國際上可能的金融制裁、經濟制裁、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中國應對此有所準備，應當研究封鎖制裁經濟學，特別是蘇俄、伊朗、古巴和中國建國初期批制裁經驗，制訂預案應對可能的風險。

五是信息文化安全。斯若登（EdwardSnowden）事件暴發(fā)后信息安全成為世界關注焦點，而伊朗核電站病毒事件更是警示。文化安全領域，顏色革命，例如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東歐天鵝絨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中國會不會發(fā)生顏色革命？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這都牽涉到信息文化安全問題，有專家形象比喻，美國強大，不僅在其金融、硅谷創(chuàng)新產業(yè)，還在其以“好萊塢”大片、與美聯社、CNN、眾多智庫等等為代表的強勢文化，推行文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迷惑了相當多的發(fā)展中國家人民和知識精英，“控制一個人的思想就控制了一個人的行為。”部分中國人成了香蕉人（比喻皮膚是黃色而思維是歐美白色）和歐美利益、思想代言人，中國建設文化強國任重道遠。

世界地緣格局變化

2014年，全球處于動蕩與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無論大國關系還是地區(qū)沖突，無論是地緣政治、能源政治還是恐怖主義，全球熱點不斷，問題叢生。從國際關系視角看，2014年是一個動蕩的年份。烏克蘭危機將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對抗推至新高點，“新冷戰(zhàn)”似乎呼之欲出；ISIS（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令中東北非地區(qū)更加動蕩；東海和南海的緊張局勢仍然未見緩和。地區(qū)熱點不斷升溫，大國之間的沖突和博弈也得到了全面展現，國際格局影響深遠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以17.6萬億美元超越了美國17.4萬億美元成為最大經濟體，這一評價顯然忽視了經濟與產品質量問題，例如中國以消耗世界20%的能源只創(chuàng)造了10%的GDP,還為此消耗了超過50%的鐵礦石、鋼鐵、煤炭、水泥、銅、鋁等等，浪費、污染巨大。但中國經濟崛起毋庸置疑。而中國周邊安全形勢面臨四大挑戰(zhàn)：一是美國強化“再平衡”戰(zhàn)略致中美關系與部分鄰國關系麻煩不斷；二是在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安倍奉行對華對抗、遏制與復活軍國主義政，致使中日關系嚴重惡化；三是大國干涉致海洋領土權益爭端日益復雜；四是地區(qū)熱點、敏感難點問題頻繁爆發(fā)削弱了中國周邊環(huán)境的穩(wěn)定性。雖然周邊環(huán)境總體保持相對穩(wěn)定,沖突并沒有代替合作成為主流趨勢，但是新時期中國維護周邊和平穩(wěn)定的難度在加大。專家認為中國應以更加耐心、靈活的態(tài)度應對挑戰(zhàn)，同時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問題治理。中日理應友好，因為中國日本同為能源進口大國且進口線路高度吻合。中日和包括美國在內亞太各方應十分清楚，解決相互間存在的分歧與矛盾，最現實、有效的方式還是對話與合作。如果任由沖突發(fā)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方都會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甲午年事實表明，無論是中美關系、中日關系還是中越、中印關系，摩擦發(fā)生后，各方都在努力控制局勢，避免危機升級到對抗，以防止破壞相互間合作的基本關系框架。中國應珍惜把握這一戰(zhàn)略機遇期加速改革與發(fā)展。用一句俗語即是“將軍趕路，不追小免。”

一路一帶戰(zhàn)略顯現

新的甲午年中國提出了絲綢之路“一路一帶”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專家認為是回應美國亞洲再平衡與TPP戰(zhàn)略，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一帶國際戰(zhàn)略合作，為中國創(chuàng)造新的能源與市場發(fā)展戰(zhàn)略空間，與周邊乃至亞非歐國家與太平洋、印度洋群島國家開展戰(zhàn)略合作。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2014年成為專家所說對外投資元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超過外資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約200億美元，中國躋身全球資本凈輸出國行列，更有專家稱，這是中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投資人”甚至是“最后貸款人”的巨大轉變，而通過對外投資可開拓新市場、搶占高新技術制高點、穩(wěn)定資源能源勘探開發(fā)布局，利用國際資源與世界各國謀求雙贏與多贏。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承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125億美元、執(zhí)行金額達98.4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超過25%與36%。最近十年，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貿易額年均增長18.2%，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4.6%提高到20%。中國企業(yè)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額從2.4億美元擴大到92.7億美元，年均增長44%。中國從產品輸出、勞務輸出再到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優(yōu)勢與發(fā)展?jié)摿Σ粩嘣黾?。但專家也提醒，中國對外投資激增也應防范各類地緣政治風險并提高應對能力。中國成為世界投資人和推進一帶一路戰(zhàn)略是甲午年重大地緣政治變化之一。此外中國倡議成立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與絲綢之路基金也是其中組成部分。

改革加速告別多軌制

甲午年中國反腐敗深入，打掉一批“大老虎”和“蒼蠅”直到“虎蠅”，贏得民心紅利。自由貿易區(qū)從上海擴容到廣東、福建、天津，養(yǎng)老雙軌制并軌，國務院取消、下放一大批審批權限，表明中國改革在深化與加速。自由貿易區(qū)擴大到廣東、福建、天津等地，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在廈門“實行社會主義自由港”，90年代曾有人提出“奔向自由港”但可惜未能實施，廈門反出了福建遠華案及部分沿海地區(qū)走私大案。暴露了貪官與奸商勾結下巨大的權錢交易。回顧歷史，這一80年代提出的自由貿易區(qū)改革晚了近30年。自由貿易區(qū)改革的巨大紅利值得期待，因為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大問題之一是交易成本畸高。最近推出的養(yǎng)老雙軌并軌是改革中巨大進步。1981年石油部（中國石油總公司）率先實行億噸原油包干、增產部分實行市場價“雙軌制”，隨后1984年演變成計劃、市場雙軌制并以存量、增量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避免了蘇聯東歐休克療法的崩潰與震蕩，但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尋租與腐敗空間，1984年莫干山會議后決定實施雙軌制，還在城市中實行承包制。但當時就有不同意見認為，“要不了五年，中國會形成一個腐敗的上層和一個黑社會下層。”1994年分稅制改革企圖改變雙軌制、承包制造成的“找市場不如找市長”窘境，但卻難以解決中國五級制（中央、省、地市、縣、鄉(xiāng)，其中地市一級無憲法依據。）分稅難題。當時分稅制還允許承包制企業(yè)選擇當時進入還是承包期完成后進入，各地有多達7條船和9條船（承包方式方法）之多，從而部分單位改革推遲了多年。而中國經濟最終還是保留了出諸多雙軌制和多軌制（退休制度），最奇葩的是住房價格出現了22軌制，這種等級制絕不是社會主義性質而帶有封建等級制和諸侯制。加上戶籍雙軌制，有專家稱中國是四元經濟：農村農業(yè)、農村工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城市工業(yè)正規(guī)經濟與城市隱性經濟，更有專家統(tǒng)計，中國隱形經濟（或灰色收入）約占了中國公布經濟總量三分之一。這些隱形收入大多落入權貴手中，既給中國政府調控經濟帶來巨大困難，也造成了巨大的尋租腐敗空間與潛力。2014年底中央宣布退休制度并軌，這是令人驚喜的第一步。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希望能在2020年前基本解決雙軌制和多軌制問題。從而真正解決公平競爭問題，而等級制、雙軌制無疑是封建主義殘余，人為制造不平等競爭，也是尋租腐敗孽生的土壤。

法治：重塑公平競爭減少交易成本

中國確定憲法日和反腐敗深入，部分中國人評選出的年度漢字是“法”與“查”。據媒體統(tǒng)計18大以來國內18萬多“老虎”“蒼蠅”被打，428名境外潛逃罪犯被“獵狐”，中紀委公開通報被查高官491名，副國級官員有4名，省部級以上42名。其中還出現了“處級”“虎蠅”,如秦皇島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被查處，家中搜出現金上億元、黃金37公斤、房產手續(xù)68套。廣州白云農工商總公司張新華貪污腐敗資產超過3億元，涉案者多達55人，案值約50億元。這些虎蠅大多掌握著特殊資源，比供水、國土、教育等，有的控制著壟斷行業(yè)，比如車管、醫(yī)保、電、氣等。中組部發(fā)文嚴禁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引發(fā)政府和國企領導干部退學風潮。專家汪玉凱認為，以前有官員學歷較低，國家也曾鼓勵公務人員通過學習獲取學位，還可以報銷部分費用，這種政策是合理的，但官員用國家財產去學天價而不對路的EMBA，則存在很大問題，禁讀令堵住了這個漏洞。“不僅權錢交易是腐敗，這種浪費國家財政支出的行為也是腐敗”。中組部禁讀令的出臺也是深入反腐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溯至2002年當年中組部教育部人事部等多部委也曾聯合下文清查領導干部文憑問題，曾查出一批干部文憑有問題但成果有限。顯而易見的是，之后干部公款“業(yè)余”讀碩士、博士風愈演愈烈。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周少來認為貪腐之根源在于公權私用，中國需要制度化反腐，提升民主、推進法治，從制度做起，從監(jiān)督做起。權力邊界清晰，權力配置合理，內有權力的分置制約，外有權力的社會監(jiān)督。治理實現現代化，才能反腐制度化。這也許是一條艱難曲折之路，卻是一條不得不前行的道路。而反腐敗可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并激勵公平競爭，在腐敗猖獗的地區(qū)，只能迫使大多數人去從事尋租、腐敗的競爭，形成專家所說的“內無民主、外無監(jiān)督、同盟貓鼠”和“一場運動員、裁判員、觀眾一起上場的尋租腐敗比賽。”希望改革進一步深入以減少乃至根除雙軌制，達到公正公平競爭，堵絕腐敗，減少企業(yè)交易成本。中國期待在新一年里保持反腐敗力度，治標為治本打下基礎，并最終達到官員不敢貪、不想貪、不能貪。目前反腐成果巨大但隱患依舊，因為造成腐敗孽生的土壤、溫床和機制體制并未根本改變，反腐仍是一場輸不起的戰(zhàn)爭。

中國能否建立起反腐制度，是一大歷史考驗，否則就是舊社會所謂“去了一個飽的，來了一個餓的。”而尤其關鍵是國有壟斷企業(yè)的改革。改革開放初期有種說法是“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經濟學中講到收入是由市場決定的，計劃經濟卻是權力決定，但從哲學和邏輯學上說，公平是第一位的，因為效率高低與否，需要公平比較，否則壟斷利潤高于市場競爭利潤，這種效率是扭曲的。尋租腐敗更是抑制了公平競爭并迫使更多的人轉向尋租腐敗。只有公平公正才能激發(fā)競爭，激勵人們努力工作，否則只能是尋租和腐敗的競爭，并誤導眾多人士不思公平競爭而競爭尋租腐敗。國有企業(yè)改革與監(jiān)督在各國都是難題。最早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南斯拉夫，實踐派理論家弗蘭尼茨基曾激烈批評過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實質即是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不管過去和現在是怎樣產生的，它總是力求維持和保護現狀以利于占統(tǒng)治的國家官僚”。他一直對蘇聯模式即國家社會主義持批評態(tài)度，而上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巨變似乎驗證了弗氏理論，并重提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自由生產者聯合體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重要前景”的思想和“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之根”，建設“市場社會主義”，并由此啟動了匈牙利、波蘭和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吉拉斯（一譯德熱拉斯）更以新階級一書直指蘇聯出現了特權階級。南斯拉夫改革后未再搞國有企業(yè)和計劃經濟而搞自治企業(yè)和市場經濟，從而未出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和中石油蔣潔敏、鐵道部劉志軍等等國企和監(jiān)管部門的腐敗窩案。據王小魯統(tǒng)計，2005年占全國8%的壟斷企業(yè)職工攫取了工資總額的55%，在中國上一輪國企改革熱潮中，部分地區(qū)出現了官商勾結掠奪國有、集體財富浪潮，而集官員、商人于一體的部分壟斷國企高管，更是腐敗高發(fā)。江蘇揚州甚至出現了先將集體所有制企業(yè)先改制為國有企業(yè)、再改變?yōu)樗接衅髽I(yè)的“奇葩”，部分地區(qū)將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變?yōu)樗接匈Y產，而集體企業(yè)在中國大陸幾乎全軍覆沒。臨近年底，中國推出電力體制改革，其效果有待觀察，但從改革壟斷行業(yè)起步值得關注。此外值得關注的是，甲午年是法國經濟理論界豐收之年，除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Modiano）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外，蒂羅勒（JeanTirole一譯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后是皮凱蒂(ThomasPiketty)因《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和英文版出版發(fā)行并成為暢銷書而名揚天下，前者是因馴服、管制壟斷而聞名于世，后者以研究收入不平等與發(fā)展贏得了眾多讀者。1%人士攫取50%以上財富、另外99%的大眾財富水平不及1%人士令人難以容忍。中國今后改革能否得益于這些經濟理論？限制馴服壟斷在中國特別是限制國企壟斷、減少貧富差距、建立公正、公平的激勵措施、提高經濟效率無疑是是今后中國經濟改革的長遠重要目標之一。

建設信息文化強國保障中國海陸權益

中國面臨的另一風險是信息、文化風險。斯若登（EdwardSnowden）事件暴發(fā)后信息安全成為世界關注焦點，而伊朗核電站病毒事件更是警示。在中國理論界、文化界紀念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暴發(fā)100周年時，中國政府先后確定了烈士紀念日、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憲法日和國家公祭日，但在紀念活動中出現了不應有的錯誤與雜音。例如，在烈士紀念日有人將政府公布的300抗日先烈（含集體）分類，分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軍，抗聯和國際友人，另外征集楹聯詩詞，多為8年抗戰(zhàn)而極少涉及14年抗戰(zhàn)，兩者出現之比為19比1，而只字未提中國臺灣同胞50年抗戰(zhàn)，難道東北、臺灣不是中國神圣領土？難道東北人、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拉納.米特發(fā)表論文認為不應忽略中國8年抗戰(zhàn)功績，得到眾多中國媒體追捧，論文固然值得贊許，但米特顯然遺忘了臺灣50年抗戰(zhàn)和東北抗聯14年抗戰(zhàn)！在追憶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和抗戰(zhàn)勝利69周年時，中國眾多黨史、軍史、日本史專家稱，近代日本對外侵略首先是朝鮮，其實大謬不然，據筆者有限的歷史知識，日本效仿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擴張至朝鮮，至少排至第6位，僅舉例如下：日本1861年占領博寧群島（Boningisland,日本侵占后改名小笠原），1869年侵占蝦夷（后改名北海道），1876年侵占千島群島，1874年侵擾中國臺灣，1879年侵占琉球群島（后改名沖繩），1895年侵占中國臺灣、澎湖，1905年侵占薩哈林島南部并改名樺太，1910年呑并朝鮮（1894年至1909年多次出兵朝鮮）。此外日本于1919年侵占了部分太平洋島嶼，1931年侵占中國東北，1937年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1939年占領中國海南島和中國南海諸島礁，在這長達80年時間里中國幾乎是唯一持續(xù)抵抗日本侵略的國家，西方列強多數縱容甚至支持日本對華侵略，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攻掠英、美、荷蘭殖民地，西方殖民列強才對日宣戰(zhàn)，在此之前多是縱容、默認日本侵華。中美英開羅宣言規(guī)定：盟國此次進行戰(zhàn)爭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如此則日本無琉球群島和博寧群島等等島嶼主權，而說日本首先侵略朝鮮則無疑為日本開脫了侵略博寧、琉球、薩哈林、中國臺灣等罪惡侵略責任。1946年盟軍第677號命令就是根據開羅宣言，明確宣布北緯30度線以南日本無主權島嶼，正式表明日本無琉球、博寧群島主權遑論更南面的釣魚島。其后美國單獨媾和舊金山條約是非法、無恥、無效的，因為這反了大國一致原則，但也明文規(guī)定日本在北緯29度線以南日本無主權島嶼。中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宣布不承認舊金山和約，蘇聯（俄國）也未承認。此外中國某主流媒體研究員認為2014年3月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是二戰(zhàn)后唯一侵略了主權國家領土事件，這位先生顯然是忽視了以色列侵略占領巴勒斯坦領土已逾60多年。某主流媒體2月19日赫然出現“沙俄已經將它的邊界向南推進了8萬多英里（1英里約合1.6公里），其實在地球上絕無此可能，除非在木星上（地球直徑約6356公里，乘以圓周率約19069公里，除以2約9535公里，怎么可能向南推進超過12萬公里？）。此外還有主流媒體稱中國領土最南端是天涯海角（海南島上，實為曾母暗沙），最西端是青藏高原（實為帕米爾高原），最東端為東海之濱或東極島（中國最東端實為東北烏蘇里江與黑龍江匯合處附近，東海最東端島嶼為釣魚島群島中的赤尾嶼，位于北緯25°55.3′，東經124°33.5′，）這些言論既有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也毀壞中國主流媒體聲譽。此外在批駁達賴集團時，中國主流媒體也出現了重大政治錯誤，一是說達賴集團“因反對民主改革而發(fā)動叛亂”，歷史事實是達賴叛亂在先，中央政府平定叛亂后才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否則豈不是中央政府違約在先？二是說達賴集團1959年3月在西康省發(fā)動叛亂，而西康省政區(qū)早在1955年就已撤銷，無疑應是西藏拉薩。三是在紀念人類首次攀上珠穆朗瑪峰五十周年，主流媒體報道說是英國人首次將珠峰標記在地圖上，更是錯得離奇，中國早在康熙年代（1717年）測繪出版的《皇輿全覽圖》，就將珠峰標記在地圖上并被法國、德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采用，當時標注為朱姆朗馬阿林（藏語譯音），比英國人標注早了一個多世紀。在殖民時代，最先發(fā)現、命名并標注在地圖上是獲取主權的依據之一。曾有媒體用“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來描寫中國領土，將南海西沙、南沙群島和釣魚島排除出中國領土主權，而中國最西端也不是青藏高原而是帕米爾高原，此類錯誤不應再犯。

西方在1992年紀念哥倫布“發(fā)現”美洲500周年、1998年紀念達伽馬繞過好望角500周年，而被殖民掠奪的美洲人、非洲人發(fā)出“你們怎么500年前才發(fā)現我們”的嘲諷，中國航海人士向有關部門提出2005年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而回答竟是：中國尚未紀念孔子，怎么可能紀念鄭和？但在航海協會和鄭和研究會的不懈努力推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最終決定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并確定每年7月11日鄭和首次啟航日為中國航海日，但在當年紀念中出了錯誤。有主流媒體稱，鄭和船隊曾最先到達好望角，而事實是早在公元前7世紀，古腓尼基人就從紅海南下繞過好望角抵達地中海，這是中國學者侯仁之于上世紀60年代發(fā)現于古籍中，并于1993年在南非發(fā)現當時沉船所證實，造船用木材不是南非當地樹木而是黎巴嫩雪松。而在國家博物館《云帆萬里照重洋》卻依然延用了是葡萄牙人達伽馬發(fā)現好望角的謬論。此外最早遠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是操南島語系的南島人，他們從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從中國福建廣西沿海起航，歷經數千年而遍布太平洋、印度洋，現代考古技術已證實了這一點并給出了較為精確的年代：公元前4000年，華南福建一帶人航海，公元前3500年移居臺灣，公元前3000年抵達菲律賓，公元前2500年抵達爪哇島、蘇門達臘、帝汶島，前1600年抵達俾斯麥島、哈爾馬赫拉島、所羅門群島，前1299年抵達新喀里多尼亞島，公元元年左右抵達社會群島、土阿莫土群島，公元500年抵達夏威夷、馬達加斯加島，公元1000年抵達新西蘭。圖為

此外《詩經•商頌•長發(fā)》中說商人祖先“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今無恰當解釋，有人懷疑是有航海經歷。

出現上述錯誤表明中國文化歷史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直接影響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和海陸權益。

最近達沃斯論壇專家認為2015年是地緣政治風險年，“幾乎在任何角落我們都能看到風險。”

回顧歷史應關注歷史上的教訓。世界各國紀念一戰(zhàn)爆發(fā)100周年，其實早在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戰(zhàn)爭，丘吉爾曾稱之為首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涉及了歐洲、美洲、非洲和亞洲（沙俄擔心中國因在1689年尼布楚條約中吃虧乘機進攻遠東，俄國先后于1755年唆使準格爾汗王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發(fā)動叛亂，包括新疆南部大小和卓叛亂的一系列戰(zhàn)爭，直到1760年才結束，從而牽制了清朝乾隆帝兵力，英法還爭奪了印度殖民地。）。此戰(zhàn)最大的贏家表面上是英國，但因同是甲午年的1774年英國為償還戰(zhàn)爭欠款國，推出加稅法案轉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發(fā)了美國獨立戰(zhàn)爭，1783年美國獨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于1914年爆發(fā)，英國跌下了日不落帝國，沙俄、奧匈、德意志、奧斯曼四大帝國崩潰。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日本、德國帝國崩潰，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終于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600年前的1414年也是甲午年，鄭和及其船隊正在印度洋上進行第4次跨洋遠航，當時中國航海技術、設備遠遠超過數十年后的哥倫布、達伽馬，但專家指出當時鄭和遠航時走得是唐宋元時期就已開辟的航線，航海意識落后于西方，西方早就有了地球是圓的理念所以哥倫布想向西航行到印度，而中國還沉溺在天圓地方的幻覺中固步自封。而從1423年明代航海停止，明清兩代海禁，閉關鎖國、封閉落后、重農抑商，終于于1842年在鄭和啟航地江寧（南京）迎來了兇惡的英國鴉片販子并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江寧條約洞開國門，中國步入任殖民列強侵略、宰割悲慘境地，各殖民列強多次從海上侵略中國，最終日本1937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并從上海登陸溯長江而上于當年底攻下南京，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有人喻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南京地方史，中國遠航船隊在南京消失、英國鴉片戰(zhàn)爭軍艦溯江而上抵達鄭和啟航處而簽訂城下之盟洞開中國國門，再到日本侵略攻占當時的首都南京，中國通過長達50年反抗日本侵略并于1945年與世界反法西斯盟國一起最終贏得了這場戰(zhàn)爭，隨后通過解放戰(zhàn)爭建立了新中國。中國應當關注歷史和地緣政治，牢記歷史教訓，提高憂患意識，防范國家風險，建設信息、文化強國，并樹立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障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